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之日;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于当日指出:要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的表态并同11月26日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碳减排40%-45%”的承诺,一再表明中国在节能减排、防范地球变暖上是诚心和负责任的,并非为因应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中国经济本已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全球减排所带来的绿色经济的方兴未艾,能否为中国制造提供一个驶向蓝海的机遇。

　　地球变暖已成世界共识,对于各国而言,亦是重大机遇。

　　即便没有来自哥本哈根的压力,中国政府也必须告别高能耗高污染的“黑猫”经济,而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绿猫”经济。

　　无论从国际责任、还是国家利益而言,中国政府都必须如此迎接全球减排的大潮,事实上,中国政府已于近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此点。现在摆在中国面前最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去规划和打造“绿猫”经济。

　　绿色转身的瓶颈

　　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但要实现减排的承诺并不容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所长深感忧虑地向时代周报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条件毕竟不同,在我们这个GDP程度,粗放发展还是难免。”

　　据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计算:要实现到2050年控制温升2℃的目标,发达国家就要减排80%,人均排放为253吨,而发展中国家所留有的排放空间仅为人均82吨左右,这将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若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差更大:从1850－2050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将高达1206吨,而发展中国家只有330吨。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也在12月2日的演讲中表示:低碳经济形态的形成将重新定义长期竞争力,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含义,进而关系到国际战略竞争的格局。而低碳经济的形成要依赖技术,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仅以中国为例,中国节能减排领域目前有几十种主流骨干技术,但其中的很多中国都不掌握其核心技术。

　　数据显示,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

　　因此,在12月6日下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各国记者又连番问起“谁该为气候变化埋单”的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明确提到欧盟、日本和美国的名字,他认为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有责任应对气候变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更有能力提供资金。

　　他还表示,为帮助有关国家适应目前已经无法避免的气候变化影响,今后3年每年至少需要100亿美元,长远来看更是需要按千亿美元计算的巨额资金。

　　长期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都承认,发达国家因为历史欠账,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帮助。

　　但是口头说说容易,付诸行动不易。在10月20日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会议上,欧盟财政部长未能就欧盟气候变化资金援助方案达成一致,各成员国在援助资金数额上分歧严重。不少东欧新成员国反对在目前金融危机情况下为此增加投入。

　　此外,美国和日本均未在此问题上明确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他表示对此不抱乐观,“西方国家纳税人的钱是容易拿出来的吗？都有一个说服国会的艰难过程。”

　　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如何突破绿色转身所需要的资金与技术瓶颈,仍是难题。

　　冲击下的中国企业

　　对碳减排所带来的经营压力,中国民航业感触最深。

　　2009年10月,欧盟推出了航空领域的碳减排方案。按照欧盟的规定,自2012年起,只要进出欧盟机场的航空公司都将被纳入碳排放交易配额制,即航空公司将被分配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排放总量低于限额的航空公司可出售其限额剩余部分,而排放总量超标的则必须购买超出限额的部分。

　　2009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民航局官员称,由于中国航空公司的排放量太大,所受影响巨大,特别是国航等经常飞欧洲的航空公司,经营成本会大幅提升。

　　这个事件可以看作中国企业承受“碳冲击”的前奏。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暂不履行减排义务。因此,我国企业（不包括航空业）不但可以暂不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还可通过和外国企业或者机构联合开发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转让CDM项目核证减排量而获得收益。也就是我国企业以项目的形式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进行减排,而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核证减排量”(CER)可以被发达国家用于完成履行议定书减排承诺。

　　据统计,到2012年全球累计的核证减排量总共为27.86亿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占据了其中的55.3%,约为15.39亿吨,中国企业从中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现在,这种好日子似乎要走到了尽头—从“巴厘岛路线图”到现在的哥本哈根会议,一种明显的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开始履行减排义务并明确减排指标,倘若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中国企业可能不能再有机会“出口”减排指标,反而要花钱从外国“进口”了。这对一些本就因为高能耗、高排放而利润微薄的中国企业而言,不啻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即便哥本哈根会议上不强求发展中国家履行减排义务,中国企业能躲过“碳冲击”,但是这些企业在对外出口之时依然会面临“碳关税”。尽管遭到欧盟的一致反对,但是法国最近仍单方面地提出将从2010年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国家早就意识到气候减排背后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并在“绿猫”之路上跋涉多年,在可再生能源、清洁煤炭、生物燃料和能源效率等领域均已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技术水平。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也一改此前美国政府的保守态度,欲在清洁能源领域大有作为。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知名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张天柱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指出,“中国作出减排承诺有助于切实推动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将市场关注的'低碳经济’由概念转为现实。”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曾指出,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以低碳、低污染为基本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可看成人类第二次革命。

　　节能减排孕育机遇

　　发展低碳经济,环保产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个新兴的产业发展迅猛,潜力巨大。而环保产业可以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理解是终端控制,即在环境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以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供产品和服务,广义的理解则包括生产中的清洁技术、节能技术,以及产品的回收、安全处置与再利用等。经过多年的发展,环保产业向产业环保转变。

　　张天柱教授告诉时代周报,当下的环保产业已不限于狭义的环境保护、污水处理等产业。他还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将由小变大,逐渐成为改善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技术档次的产业。产业内涵扩展的方向将主要集中在洁净技术、洁净产品、环境服务等方面,中国环保产业的概念在不断扩大延伸。

　　据了解,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环保产业可望保持年均15%-17%的增长速度,环保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处理、生态环境、核安全及辐射环境保护建设以及环境能力建设。2010年环保产业的年收入总值将达8800亿-10000亿元,其中资源综合利用产值6600亿元,环保装备产值1200亿元,环境服务产值1000亿元。

　　在即将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规划中,资源能耗低也是关键的选择条件,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七大产业已入围规划,将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作为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给予重点扶持。

　　产业转型谁最受益

　　作为对价值最为敏感的资本市场,其实早已对于具有新能源、节能减排题材的股票纷纷看好。不过,一份来自中金公司的分析报告指出:“从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来讲,由于新能源在能源中占比很低,短期内对碳减排的实质性贡献有限,而'节能’和'减排’路线对碳减排的实质性贡献更大。”

　　而早在此前举办的以“低碳经济与城市未来”为主题的论坛上,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之时表示,我国是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百分之七十几的能源依靠煤炭,而煤炭必然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减少排放,而不是脱离这个资源分布现实去追求清洁能源。

　　吕学都进而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对水泥、钢铁等产品的刚性需求,我们也不应该因为这些产品的高碳排放而对其进行排斥,“如果有水泥投资来到东莞,如果能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废物回收高利用率,那我们都应该鼓励。”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陈勇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表示,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移的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找到一些发展低碳经济的切入点,然后实事求是地尊重客观规律去发展,他认为节能建筑、交通节能等方面具备现实发展条件,应该作为主要发展的方向,“在政策方面,对节能减排我们就采取政策鼓励,包括资金的奖励;但是对发展可再生能源,如果政府要补贴,就要考虑一下了。”

　　对于新能源行业要求政府给予行业补贴的呼声,陈勇表示不赞成政府直接对新能源企业进行补贴,“政府让企业做新能源项目,企业不愿做,因为做得越多,死得越快。现在的风电都有补贴,但是政府也不敢给多,因为每天都要补贴,政府也负担不起。”

　　新产业亟需新商业模式

　　早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了低碳经济的尝试与探索的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自民,也对时代周报记者坦承,“我们从传统的能源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商业机制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企业的角度,也从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长期的比较合理的商业利益的存在,低碳经济在实践上是比较难以维系的。”

　　高自民举了太阳能发电的例子,他说即便国家给予太阳能发电很高的定价,但是太阳能发电依然不具有经济性,需要政府在投资上给予一定的贷款,给一些直接的补贴,再在上网时给直接的支持和优惠。

　　不过行业分析师对于新能源的应用前景普遍乐观。长城证券的分析报告《低碳助推新能源腾飞》就认为,太阳能发电成本目前正加速向传统能源靠拢,在部分地区的用户端,太阳能有望在两年后做到经济实用。受益于光伏产业的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未来几年太阳能电池组成本有望保持15%~20%的复合递减速度。报告特别强调按照目前泛欧气候交易所的碳排放权价格,每千瓦时太阳能发电能够减排约1公斤二氧化碳,对应的价值为0.12元,这部分价值将随着我国碳排放相关政策的发展而得以体现。

　　11月,由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撮合,上海和厦门的两家企业完成了国内首笔碳交易。这标志着我国碳排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创新和进步,也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减排指标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在全国企业范围内进行分解。对于目前尚无法在经济上独立运营的新能源企业来说,建立中长期的商业机制的机遇在此。

　　牛文元教授也建议,“如果在产业每一个环节都重视这个问题的话,中国的低碳经济前景一定非常光明。